这是第二部分。 书的后半部分讲的是领袖的特质,和如何利用群体的弱点(怎么看怎么觉得是高级黑)。

下面是一些阅读过程中的摘抄。

不管组成群体的是人还是动物,也不管他们为什么聚在一起,只要他们组成了群体,就会弄出一个头领,并且本能地让自己处在他的统治之下。

只有最极端的人,才能成为领袖。

那么,究竟是什么人最适合成为领袖呢? 根据我们的经验,在那些容易兴奋的、半癫狂者、神经有毛病的以及一切处于疯子边缘的人中,尤其容易产生这种人物。

不客气地说,大多数人,尤其是群众中的大多数人,除了自己的行业之外,对任何问题都没有清楚而合理的想法。

在一次巴黎公共马车雇员的罢工中,政府尝试了种种办法,也没办法让骚乱的群众平息下来;而当两个指挥罢工的领袖一被抓起来,这场罢工便立刻结束了。

可以说,在群体的灵魂中占上风的,并不是对自由的要求,而是当奴才的欲望!

第一类领袖往往充满活力,但是只拥有一时的坚强意志。这一类领袖通常一身蛮勇,在领导突然决定的暴动,带领群众冒死犯难,让新兵一夜之间变成英雄这些事情中,他们特别派得上用场。 比如说,拿破仑手下的内伊元帅就属于这种人,甚至于连拿破仑也不得不对他感到钦佩。在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里,他奉命指挥左翼对抗威灵顿公爵率领的英军。当时他的手下只有五万名毫无经验的新兵,而这位元帅面对他们念念有词,祈求士兵们奋勇作战,夺得最后的胜利。

在1854年,雷赛布从埃及人手中取得了开凿苏伊士运河的权力。在十年的时间里,他将这条运河凿通,成为了第一个把大陆分成两半的人。他所成就的事业,在过去三千年的时间里,即使是那些最伟大的统治者也没能做到。而他后来败在巴拿马运河的开凿上,但那是因为他年事已高的缘故,包括意志在内的一切事情,都会在衰老面前屈服。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成为一位真正的领袖,不是只靠信仰与技巧就足够的,这也正是人类历史上野心家与宗教狂居多,伟大的领袖却寥寥无几的原因。

每个领袖都有自己独特的动员手段,其中有三种手段最为重要,也十分明确,即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这些手段的作用或许不如榜样的力量更快,然而一旦生效,却有持久的效果。

一个断言越是简单明了,证据和证明看上去越贫乏,它就越有威力。

拿破仑曾经说过,极为重要的修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复。而另外一句谚语也说,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

如果一个断言得到了有效的重复,在这种重复中再也不存在异议,此时就会形成所谓的流行意见,强大的传染过程便会于此启动。

模仿其实并不属于群体的特征,每个人都有着这种天性。只要他看到,就会自然而然地模仿,模仿对他来说是必然的,因为学别人,是天底下最容易不过的事情。

正是因为这种必然性,才使所谓时尚的力量如此强大。放眼今天这个世界,无论是意见、观念、文学作品甚至服装,有几个人有足够的勇气与时尚作对?这也正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支配着大众的是榜样,而不是论证。

今天我们看到,社会主义信条就出现了这种现象,它正在被那些会成为它首批牺牲者的人所接受,当权者往往也会成为它的狂热信徒,以至于意识不到他们会因此而被轰下台。

就历史而言,尤其是文学和艺术的历史,实际上只是在重复那些毫无意义的东西。每个人都不想这样做,但是这些历史所具有的名望压迫着他们,每个人最后都会重复他从学校里学到的东西,直到这些东西变成了一些再没人敢说三道四的称号和事物。

名望的一个特点,那就是阻止人们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让我们的判断力彻底麻木。某个人或某件事是对是错无所谓,人们只认名望,也只屈服于名望。

现在,我们可以得到结论了,名望的产生与若干因素有关,而其中成功永远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迄今为止,没有哪个民族能够在没有下决心破坏其全部文明因素的情况下转变它的信仰。这个民族会继续这一转变过程,直到停下脚步接受一种新的普遍信念为止,在此之前它会一直处在一种无政府状态中。

然而,和所有宗教信仰相比,其实它只能算是等而下之的信仰。因为前者所提供的幸福理想只能实现于来世,因此也无法反驳它,而社会主义的幸福理想要在现世得到落实,因而只要有人想努力实现这种理想,它的许诺的空洞无物立刻就会暴露无遗,从而使这种新信仰身败名裂。

笔记: 共产主义也是这辈子见不到的东西。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现象,是因为每出现一种个别的意见,总是会出现一种对立的意见。而当它开始产生暗示作用的时候,很快就会受到对立意见的暗示作用的破坏。

有了这种互相制约的关系,其结果是任何意见都难以普及,最终使它们全都成了过眼烟云,以至于一种意见甚至还来不及被足够多的人接受,来不及成为普遍意见,往往已经寿终正寝。

在过去的时代里,作为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媒体掌握着丰富的信息来源,同时也以其学识和理性,担负着引导意见的作用。然而,它却在逐步丧失自己的影响力。

人们对于一切社会秩序,都存在着至少两种极端分歧的信念;更有甚者,如果一件事情不明确地触及他们的直接利益,他们就绝不会关心。

无论到了什么时候,那些伟大的人,那些具备超凡眼光的人、以及那些使徒和民众领袖,所有的那些真诚而又有强烈的信念的人,总是要比那些只会否定、批判或者麻木不仁的人有更大的影响,同时也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他们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

当一种文明让群众占了上风时,它便几乎没有多少机会再延续下去了。如果说还有什么事情能够推迟自身的毁灭的话,那就是极不稳定的群众意见,以及他们对一切普遍信仰的麻木不仁。

美国人的群体,就不拿国家当回事,他们只求助于个人的主动精神。而法国的群体特别看重平等,英国的群体则特别看重自由,德国人的群体特别看重纪律。

普通的犯罪者在案发之后,总是千方百计地否认掉犯罪事实。而群体犯罪者则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却拒绝承认有罪,反而坚信他们的行为是在履行责任,或是在主持正义,仍然以高昂的情绪来面对指控。

在公社成员看来,财产属于社会资源,应该归国家所有,而性资源也属于社会资源,那么也就应该归国家所有。于是这些富有想象力的公社成员制作了许多所谓的“许可证”,这种“许可证”的持有者,可以随意将妇女娶为妻子。

笔记: 在教科书中伟大的巴黎公社。其实是这样子的。

能够取代个人名望的因素只有财富,除此之外,学识、才干、甚至于天才,都不是非常重要的成功因素。

一个明白如何利用这些说服手段的演说家,都会对这些东西大加利用,因为他能够用刀剑和杀戮成就的事情,用这种办法照样可以办得到。

毫无疑问,在选民群体中不存在任何理性,他们也绝不愿意接受任何理性的影响。

一种文明的繁荣与进步,如果仅仅依靠以人多势众自夸的低劣成员的选票,是绝对无法让人放心的,一个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必须要由少数社会精英阶层来掌舵。

在民众的心目中,总是认为自己的身边生活着一群傻瓜,这就使得他倾向于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寻找志同道合者,寻找支撑自己观点的意见。于是,每个人都开始毫无节制地信赖公众的判断力,似乎人数越多,里面就会囊括更多的聪明人,似乎真理总是与人数上的优势携手同行。

在一些人看来,议会是体现着民主精神的地方,是现代文明民族的理想,因此绝不应该存在着领袖或是强势人物。然而我们要说,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假如想要影响议会的成员,就要故作惊人之语,不管说得多离谱也不算过分。在前面的研究中,我们多次谈到词语和套话的特殊力量。

在议会中,一次演说要想取得成功。根本不取决于演说者提出的论证,而是几乎完全依靠他所具有的名望。

每当议会陷入了极端情绪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或是做出最伟大的英雄主义举动,或是犯下最恶劣的过失。那些议会中的议员们,也将不再是他自己,他会完全失去自我,投票赞成最不符合他本人利益的措施。

我们必须要指出一点:表面自由的增加必然伴随着真正自由的减少。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每增加一条限制性法令,就需要增加一批公务员负责执行它,或是让那些从前的公务员权力更大,议会不断地增加限制法令,就意味着对公务员势力的不断培养。 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这些公务员就会成为一个新兴的贵族阶层,最终有可能成为文明国家的真正主人。

这样的前景殊为可怖,即使是一场革命,也很难动摇公务员的力量,因为在政府不断更换的过程中,只有他们不会受到这种不断变化的触动,只有他们不承担责任,也不需要个性,因此才能永久地存在,永远地保存着他们手中的权力。

一个文明在达到一定的强盛和复杂程度之后,它便会止步不前,而一旦止步不前,它注定会进入衰落的过程。这时,它的老年期便降临了。

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从野蛮状态发展到文明状态,然后,当这个理想失去优点时,便走向衰落和死亡,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循环过程。